夜半撞车 第二节

作者: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

3

  一位护士端着托盘把我叫醒,她说托盘里盛的是早餐。我问她我究竟身在何处,而她对我的无知感到很惊奇。是在米拉波诊所呀。当我想要知道这个诊所的地址时,她只字不答。她面带怀疑的微笑打量我。

  她以为我在嘲弄她呢。然后,她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,仔细地看了看,对我说,我应该“离开是非地”。我反复地问她道:“这里是什么诊所?”

  大地在晃动,我就好像在睡梦中似的。我梦见自己成了一艘正在大海中航行的货轮上的囚犯。我急于重新找到陆地。纳西斯一迪亚兹街,米拉波诊所。我不敢问她这条街是在哪个区。是靠近市立医院那儿吗?她显得急匆匆的样子,没有告诉我任何其他情况,便又把门关上了。他们把我的踝骨、膝盖、手腕和手都上了绷带。我无法屈起左腿,但是,我可以自己穿衣服。我穿上了那只惟一的鞋,暗自思忖,在街上这样走路可是挺困难的,不过,附近总会有公共汽车站或地铁站,我马上就可以到家了。我决定重新躺在床上。我一直有这种惬意的感觉。这种感觉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吗?我担心,一走出诊所,这种感觉便会荡然无存。我出神地凝视着窗外那一片蔚蓝的天空,深信人们就是把我送到了山区。我避免走近窗户,生怕感到失望。

  我想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这一错觉,即米拉波诊所处于昂伽迪纳的冬季体育运动场的这个错觉。门打开了,护士出现在门口。她提着一个塑料袋,把它放在床头柜上,然后,一言不发,像一阵风似的走了。塑料袋子里装着我丢失的那只鞋。他们竟然费神去那儿人行道上把它找来。不然,就是她要求他们这样做的。对我如此留意使我很吃惊。现在,再没有什么阻止我“离开是非地‘’了——就像护士曾经说过的那样。我真想到户外走走。

  走下那宽大的楼梯时,我的腿有些瘸,于是,我抓住扶手。到了大厅,我准备从其中一道打开的单扇玻璃门出去,这时,我瞅见了那个棕色头发的壮汉。他正坐在一张软垫长凳上,他向我挥臂示意,站起身来。他依然穿着那天夜里穿的大衣。他把我一直领到接待处。有人询问了我的姓名。另一个人就站在我的身旁,仿佛要更好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,我打算给他来个不辞而别。尽可能快地离开他。就在这儿,就是在这个大厅里,而不是一会儿到了马路上再甩开他。接待处的女职员给了我一个封好的信封,信封上写着我的姓名。

  然后,她给我签署了一张出院卡,递给我另一个信封,一个印有诊所名称的信封。我问她,我是否应该付钱,然而,她告诉我,费用已经结清了。由谁结的账呢?不管怎样,反正我的钱也不够。正当我准备穿过大厅向出口走去时,那个棕色头发的大块头请求我,同他一起在长凳上坐坐。他朝我似笑非笑,我想,这个家伙不一定对我怀有敌意。他交给我两张薄纸,上面有一份用打字机打好的文稿。“报告”——我至今依然记得他当时用的这个词,是的,有关那场撞车事故的“报告”。

  我还必须在纸的下方签字,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,他亲自取下笔套。他对我说,在签字前,我可以把文稿读一读,可是,我太急于到户外去了。我在第一张上签了字。至于另一张,就不必了,这是我应该保留的副本。我把它折起来,放进我那羊皮衬里上衣的口袋里,然后,我站起身来。

  他紧紧跟随着我。也许,他想要把我再弄上囚车?在囚车里,我会再见到她,她还是坐在那天夜里同样的位置吗?外面,在那条与沿河街道相连的小街上,只有一辆汽车停在那儿。一名男子坐在驾驶盘前。我吞吞吐吐地向他告辞。如果我突然离去,他会认为我行为可疑,那么,我有可能又被他盯住不放。于是,我就问他,那天夜里的那位女子是什么人。他耸耸肩,对我说,我在那份“报告”里可以看明白,但是,对我,对大家而言,我最好把这件意外事故忘得一干二净。对他来说,“这件事已经了结了”,他的确希望对我也是一样。

  走近汽车旁,他停下脚步,语气冷淡地问我,我这么走路不会太费劲吧,我是否愿意他把我“带”到某个地方。

  不,这就不必了。于是,他根本不向我道别,便上了车,坐在司机身旁,猛然砰地把车门关上,汽车朝沿河街道驶去。

  4

  天气温煦宜人,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冬日。我再也没有时间概念了。想必是刚过了中午。我的左腿使我感到有点不舒服。枯叶散落在人行道上。我想象自己正向一条林间小径走去。我的头脑里再也没有“昂伽迪纳”这个词,而是索洛涅这个更悦耳、更深沉的词。

  我打开信封。信封里装有一沓钞票。没有只言片语,没有丝毫的解释。我在想,为什么给这些钱。也许她注意到我蹩脚的上衣和惟一的那只粗劣的鞋。在这双低帮便鞋之前,我曾穿过一双粗笨的橡胶底系带鞋,甚至在夏天,我也穿着。而我身上穿的这件旧羊皮衬里上衣,至少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。我从口袋里拿出我签了字的那张纸。是一份笔录,更确切地说是事故摘要。这张纸上并没有任何一个警察局的名称,也没有行政格式的样子。“??夜里??一辆湖绿色‘菲亚特’牌轿车??已登记??从卡鲁塞尔公园开来,驶入方尖碑广场??两人被带到‘蕾吉娜’大饭店的大厅??在市立医院急救室??腿部和手臂进行包扎??”没有提到米拉波诊所,我寻思,他们什么时候,而且是怎么样把我送到那诊所去的。我的姓名出现在这份叙述事实的摘要上,还有我的出生日期和我从前的地址。他们一定是在我的旧护照上得知这些情况的。

  她的姓与名被记在上面:雅克琳娜·博塞尔让,还有她的地址:阿尔博尼公园广场,但是他们忘记写明门牌号。我手头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大的一笔钱款。我也许更喜欢看到她留下一封短信,但是,撞车事故之后,她可能根本不宜写字。我料想到,那个棕色头发的壮汉处理所有这一切。他也许就是她的丈夫。我尝试着回忆,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她独自一人在汽车里。

  后来,在大饭店的大厅里,他朝我们走来,当时我们俩正并肩坐在长沙发上等候。当然,因为我受了伤,他们想要赔偿我,而且,一想到这场车祸可能会严重得多,他们就感到十分内疚。我希望让他们放心。不,不用为我操心。印有诊所名称的信封装着一张由“贝松大夫”签字的处方,规定我必须定期更换“绷带”。我又数了数钞票。在很长一段时问内,不再会有金钱方面的忧虑了。我想起,将近十七岁时最后几次同我父亲见面的情景,在我同父亲见面的过程中,我不敢问他要一点儿钱。生活已经使我们俩彼此疏远,我们相约一大早在咖啡馆见面,那时,天色还黑沉沉的。他穿着翻边处磨得越来越破的衣服,而我们会面的咖啡馆每一次都离市中心更远。我尽力回想,他是否曾经偶尔约我在我现在步行的这一带见面呢。

  我从口袋里拿出我签过字的那份“报告”。这么说,她住在阿尔博尼公园广场。我认识这个地方,因为我常常在离那儿很近的地铁站下车。即便没有门牌号,那也无关紧要。有名有姓:雅克琳娜·博塞尔让,我会有办法的。这个阿尔博尼公园广场在稍微靠下的地方,就在塞纳河畔。我现在就在它所处的街区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我送到米拉波诊所。毫无疑问,她熟悉这个诊所,是的,是她主动做了这些事情。或许,她亲朋好友中的某个人到市立医院来找我们。在一辆救护车里吗?我心想,到了下一个电话亭,我就去按街名查阅电话簿,或者就打电话给问讯台。不过,不用急。

  我有时间找到她确切的地址,并去拜访她。我这是合情合理的,她不会为此而不高兴。我可从来没有按过我不认识的人家的门铃,但是,有某些细节要说清楚。

  即便是在这个信封里放着这一沓钞票,却只字不留,就像扔给乞丐的施舍,有些事还是要弄清楚。夜里,开着车,把某个人撞倒了,生怕万一这个人成了残废,就差人带点钱给他。首先,我并不想要这个钱。我从来没有依靠过什么人,而且在那段时期,我深信,我不需要任何人。我的父母根本不是我的什么靠山,我父、亲与我在咖啡馆里少有的约会总是以千篇一律的方式结束:我们站起身,然后,互相握握手。然而,每次,我都没有胆量向他乞求一点点钱。尤其到末了,住到奥尔良门那儿时,原先在香榭丽舍大街时他身上还有的活力和魅力竞荡然无存。有一天上午,我注意到他那件海军蓝色的外套缺了几颗纽扣。

  我准备顺着沿河街道一直走到阿尔博尼公园广场。在每幢大楼前,我都要向门房打听,雅克琳娜·博塞尔让住在哪一层。那儿大概不会有很多房子的。我想起了她抓住我手腕的样子,以及她那含讥带刺的微笑,好像我们之间有着一种默契。最好还是先打个电话。不要匆忙行事。在我坐着囚车到市立医院去的路上,我觉得在什么地方已经见过这张面孔,眼下我又有了这种奇怪的感觉。在得知她的电话号码之前,我也许会努力回忆一下。在那个时期,事情还很简单,我尚未经历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,没有太多的阅历。只需回顾一下几年的过程就行了。谁说得准呢?某位雅克琳娜·博塞尔让,或者是叫另一个名字的同一个人,曾经与我萍水相逢。我曾经读到,偶然性只造成为数有限的相遇。同样的处境,同样的面庞又出现了,就像万花筒里的彩色玻璃片,运用镜子的反射作用,给人以错觉,组合是可以变化的,直至无穷。但是,组合是非常有限的。是的,我大概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一点,或者是,有一天晚上,博维埃尔博士在咖啡馆里给我们解释过这个问题。可是,我难以长时间地专心思考这些问题,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有哲学头脑。突然,我不想穿过格内尔桥,重返左岸,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回到我那位于绿道街的房间。我打算在这附近再散散步。我必须习惯于腿上裹着绷带走路。在这儿,雅克琳娜·博塞尔让住的区里,我感觉挺好。我甚至觉得这儿呼吸的空气也格外清爽。

  5

  在发生这次撞车事故之前,将近一年来,我住在奥尔良门附近绿道街的旅馆里。我很长时间都想要忘记我生活中这一时期,或者,不再想起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。譬如说,我经常在傍晚六点钟与一名男子迎面相交而过,他大概正好下班回家。关于他,我只记得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和缓慢的步履。一天晚上,在“大学城”对面的大咖啡馆里,我同我的邻座攀谈起来,我原以为他是大学生。然而,他却在一家旅行社工作。

  他是马达加斯加人。在我想要扔掉的那些破旧废纸中间,我在一张卡片上发现了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。他名叫卡兹一克鲁采。我对他一无所知。其他的细节嘛??总是一些与我交错而过和勉强说过几句话的人,对我来说,他们始终是不可捉摸的。关于地点,也一样??有一家小餐馆,我有时同父亲一起在那里吃晚饭,就在靠近福煦大街上端,马路左边,后来,我偶然经过这一带时,却徒然地寻找它。我是否在胡思乱想?在一些我不再知道他们名字的人的故乡,有一些别墅,位于我不可能在地图上指定的村落附近;一位我在夜间,火车上认识的爱弗丽娜??我甚至按照大概的日子,开始列出了一张所有这些错过的面孔、地点和这些被放弃的计划的清单:我曾经打算在医学院注册,但是,又不了了之。在努力回顾那些对我来说没有结果的事,那些处于悬而未决中的东西的同时,我在寻找借口,寻找遁词。因为,我到了人生渐渐自我封闭的年龄。

  我试图重新找回我居住在奥尔良门这个时期的色彩和氛围。灰色和黑色,一种我回顾时感到窒息的气氛,是无尽的秋天和冬天。如果说我在父亲约我最后一次见面的地带受到挫折,这是否是巧合呢?上午七点整,拉罗东德咖啡馆,一幢普通砖楼楼下,这些砖楼构成一个个建筑群,划出巴黎的界线。那儿,是蒙鲁日和刚建成的一段环行大道。我们彼此之间没什么重要的事要说,而且,我知道我们不会再见面。我们站起身,并没有握手,我们一起走出拉罗东德咖啡馆。我看着他穿着海军蓝大衣,朝环行大道渐渐远去而感到惊讶。我在想,他的脚步把他带到哪一个遥远的郊区。

  是的,今天,我为这样的巧合感到震惊:我居然已经在我们最后几次见面的街区住了一段时间了。不过,当时,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一点。我有别的操心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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